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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看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改革路径
时间:2013-02-08 00:58:00 作者:吴伟光 新闻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吴伟光 

  ■欧盟、日本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趋势都是坚持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竞争性以及市场准入的开放性。我国本来具有后发优势,但是却走上了他们已经或者正在抛弃的道路。 

  ■改革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允许其他营利性质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出现,尊重版权权利人的私权权利,为市场主体的创新实验留有足够的空间,是保持我国文化产业长期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作为作品载体的媒体不断地从稀缺变得充裕。这一变化过程破坏了作品在市场中的稀缺性,从而损害了作品交易的市场基础,导致版权保护变得越来越困难。  

  然而,数字技术本身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版权产业正通过技术手段来重新恢复作品在市场上的稀缺性。典型的例子是视频付费点播业务和所谓的APP唱片产品。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实现了作品版权的私权特征,即通过对作品的市场交易来实现私权的交换,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二是可以对不同的作品以及相同作品的不同消费者进行区别定价,从而发挥作品作为商品的最大价值,减轻对版权作品的概括性许可中所产生的沉没成本问题。三是可以通过更加灵活的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作者与终端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从而减少在传统模式中所存在的巨大的交易成本的问题。  

  如果说,目前淘宝网是有体物商品网络交易的成功者,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在无体物形式的版权作品领域将有另一个淘宝网出现的可能性。  

  这一商业模式的转变过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技术手段与法律责任的共同努力,基本上消灭市场上的盗版行为,实现作品在市场上的稀缺状态;二是为新型商业模式的出现提供市场的可能性。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我国在保证第一个条件方面做得越来越好,即在打击网络环境下的盗版行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类型的作品方面,例如视频作品。但是,对于第二个条件,却有认识上的误区,尤其是对待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态度上有些偏差,这种误区和偏差可能会影响我国正在形成的新商业模式的顺利出现。  

  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功能是为了解决作品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过高而带来的交易不能的问题。但是应该注意到:  

  第一,交易成本问题不是版权制度中的特有问题,而是经济活动中的普遍问题。根据科斯经济学理论,企业制度的出现恰恰就是为了解决交易成本问题。这就为通过企业形式来解决版权作品的交易成本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在通过版权集体管理制度设计而力图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还会产生其他成本或者费用,如所称的管理型交易费用和政治型交易费用,即为了建立和维护版权集体管理制度,这个社会还要为此支付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自身管理产生的成本,以及政府为了设计和维护这一制度而产生的政治型成本。  

  第三,新媒体环境下,版权权利人通过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与终端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版权作品交易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这种技术加合同的版权交易方式使得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存在的必要性越来越小,相反像权利清算组织或者版权超市等类似的版权交易服务企业却可能变得普遍,因为这些权利清算组织可能更有效率,并且也不损害版权的私权特征。  

  具体来说,我国目前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有以下弊端:  

  1.版权集体管理组织非营利性的强制要求之弊端是明显的,因为这种制度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问题。即如果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管理者对该组织的剩余权利有追求,那么就违背了其非营利性的要求;但是如果管理者对该组织的剩余权利没有追求,则无法保证他们尽心管理,追求效率。这种二律背反表现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异化性、效率性和政府对其监督的困境等具体情形中。即使有成员愿意出来进行监督,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也可以通过给其特殊待遇的方式来对其收买,从而继续保持对其他众多成员的盘剥。这样,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便从对全体成员的服务角色转变成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角色。即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公共管理者,具有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角色,他们往往可以是“集中的少数打败分散的多数”。  

  2.尽管法律上要求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对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有监管职责。但是政府的监管部门有被俘获的可能性。本来没有利益冲突关系的主体之间,即使法律设计出一方对另一方有监管职责,但是实际中也常会出现两方默契合作的违背法律初衷的局面,因为对于这两个主体来说,互相合作是共赢的,而相互监督则是利益共损的,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两者之间很容易走向合作。有学者称之为监管俘获现象,即被监管者把监管当局和政府俘获了,监管当局成了维护被监督者的工具。在经济学上,监管者被俘获是因为监管者没有获取剩余的要求权,即监管者对于非营利性组织的效率水平是高还是低并不存在任何的财务收益预期。  

  3.即使幸运地没有出现监管者被收买的情况,监管者是否有能力来进行有效的监管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政府部门的监管者是否可以起到市场博弈的功能,从而弥补因为市场竞争缺失而带来的问题?事实上,监管者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即这种设计第三方来进行监督的制度模式只是转移和掩盖了问题,而并没有解决问题,将烫手的山芋传到了监管者手上而制造出一个公平解决的假象。  

  4.非营利性质和法定垄断性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由于没有来自于市场的竞争压力,其没有了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动力。更为严重的是,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存在和法定的垄断地位又排除了其他经济主体进行版权集体管理活动的可能性,这将抑制和窒息市场中各主体的商业模式创新能力。  

  上述弊端需通过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竞争环境来解决。竞争是市场的发动机,市场经济的一切优点都是源于该制度的最根本特点,即竞争。一旦没有了有效的竞争,那么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都将失去动力。首先,如果没有有效的市场竞争,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自身将失去创新的动力。而仅仅依靠政府的监督是无法完成这样的目标的。政府的监督只能是被动的、随机的和后发的;政府的监督往往只能起到消极监督的作用,即只能防止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不做明显违法的事情,但是无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激励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不断改进服务。因为只有市场竞争才是企业创新的根本动力。其次,版权作为私权,其权利人应该享有对作品的较强的专有权,并且体现在市场上对作品进行定价和交易的权利。而我国目前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损害了版权权利人在市场上有效地交易自己作品的能力。作为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服务对象的版权人无法顺利地退出该组织的事实,也使得版权人监督和促进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提高服务的能力大大降低。第三,创新不仅仅指技术和作品内容的创新,制度创新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而我国版权集体管理制度自身并没有这种创新的直接动力,也没有给其他经济主体留有这样的创新市场和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可能的创新商业模式和制度模式的出现。  

  欧盟、日本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趋势,都是坚持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竞争性以及市场准入的开放性。我国本来具有后发优势,但是却走上了他们已经或者正在抛弃的道路。改革我国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允许其他营利性质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或者类似的版权清算组织等更加具有效率的企业出现,尊重版权权利人的私权权利,为市场主体的创新实验留有足够的空间,是保持我国文化产业长期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石昕泽]